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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: 阿呆

[言情侦探] 《暗访十年,无数次死里逃生(告诉大家你所不知道的城市另一面)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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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0:40 | 显示全部楼层
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,来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。
  这排平房很普通,外面贴着雪白的瓷砖,窗上安装着玻璃,和那些农村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。平房的三面是平展的田地,一面是池塘。最边上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“XX血站”的牌子,我问了身边一个人,他说,XX就是这个镇的名字。这些血液在这里抽取好后,会被送到县城的血液中心。

  这时候,天空才刚刚放晴,一片一片的白云像轻纱一样飘荡在瓦蓝瓦蓝的天空,远处的山峰和树林飘渺而模糊,有人赶着水牛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,像一张剪纸,显得很不真实。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生活,心中涌起一层淡淡的辛酸和苦涩。而身边这些脸色或蜡黄或黧黑的人,这些头发杂乱胡子麻茬的人,和我家乡的乡亲们也毫无二致,尽管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,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他们都来自农村。不是来自农村,谁会来到这里卖血?

  在这个时间里,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起床,公园里刚刚出现晨练的老人,街道上的清洁工刚刚清扫完毕,正把扫把放进推车里,早班公交车刚刚驶上街巷——城市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,然而,在这个偏远闭塞的血站周围,已经聚集了几百人。人群闹嚷嚷地,拥挤着,推搡着,用没有来得及刷牙的嘴巴低声说着,血头愤怒的声音大声骂着……这里就像一座乡间集市。
  奇怪的是,这群人中还有女子,她们夹杂在一群男人中,就像金黄的油菜花夹杂在绿油油的麦苗中,显得特别抢眼。她们中,有的人到中年,有的还是20岁左右的姑娘,在这数百人的人群中,她们大约有将近一百人。
  这些人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血奴。
  几个男人拿着竹竿从那一排平房里走出来了,走向闹哄哄的人群,他们挥舞着竹竿驱赶着这些血奴,就像驱赶着羊群。血奴们躲避着头顶上的竹竿,拥挤着,推搡着,最外围的血奴一边惊恐地看着竹竿,一边斜着身子向人群里钻。很快地,人群变成了长长的几行,像长蛇一样扭动着身体,从平房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边。
  我夹杂在一行人群里,慢慢地向前挪动,我的前面是杜斌,后面是少年。人群中有一股臭味,是汗腥味、脚臭味、口臭味,和各种说不出来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气味,让人恶心欲呕,让人头皮发涨。太阳升起来了,照耀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,照耀着一堆陈旧破烂的衣裳,照耀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。人群里有人打呵欠,有人伸懒腰,有人流眼泪,有人干脆坐在了地上,坐着向前挪动。太阳隐进了云层里,风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,凉凉的,夹着一股腥味,是池塘里的烂鱼死虾的气味,接着,天空变暗,落下了雨滴,雨点很大,砸得地面上的浮尘噗噗直响。有人把衣服脱下来,顶在了头顶上,有人把饭盒举起来,挡在头顶上,还有人弓下腰去,给了天空一个倔强的脊背。后面的人说:“快点快点”,前面的人说:“快了快了”。其实,距离平房还有几米几十米。平房里,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,正在给血奴们抽血,每人400毫升,不管愿意不愿意,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,白大褂一言不发,捋起你的衣服,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,在你手背上打几下,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,一针扎进去,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,流进一个塑料包里。

  我有些慌乱。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抽我的血,就这样看着针管扎进我的身体里,那个针头干净吗?它所扎过的人中,有AI滋病人吗?或者有别的血液疾病的人吗?可是,现在排队排到了这里,我又能用什么借口走开。
  我终于排到了平房里,终于不用淋雨了,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,拿出了身份证,身份证上,他的名字不叫杜斌,而叫什么强,他的身份证后面还贴着一张纸,上面写着大大的“0”,我不知道那是什么,为什么要贴这张纸,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型。
  杜斌抽完了血,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,相反还有些兴奋,他站起来,走了出去。我坐在了凳子上。
  “拿出来。”白大褂说,她的眼中含着轻蔑。
  “拿什么?”我问。
  “身、份、证。”她态度生硬,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块,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。她高高在上,她有着极度的优越感。她斜睨着我,像斜睨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。

  “没有。”我只好说实话。此前,我把身份证藏在报社办公桌的抽斗里。暗访的人怎么能带身份证?
  “他妈的没有身份证跑来干什么?”坐在白大褂旁边一个男子骂道。此前,他一直一言不发,他眼珠蜡黄,眼光阴鸷,像老鹰的眼睛,他长着一张漫长的脸,面容也像老鹰一样,让人望而生畏。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口,将我拉到了门外,对着门外的人喊道:“这谁的人?这谁的人?”
  光头急急忙忙跑过来了,眼神恐慌。老鹰把我一把推给光头:“办身份证去!”然后自己又走进平房里。
  光头看着我,老羞成怒,抬腿就踢了我一脚:“妈的,没身份证跑来干什么?”
  我一言不发,走在了一边。此前没有人告诉我说,卖血还需要身份证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0:54 | 显示全部楼层
卖血和献血一样,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。义务献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,而卖血则需要提供身份证。否则,血站是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。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。
  那时候,人们刚刚认识了AI滋病,知道了这种致命疾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,而血液传播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。
  那时候,我刚刚知道了有一个卖血的村庄叫做文楼村,这个村庄位于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,它是有名的AI滋病“重灾区”。这个村庄里的很多人感染了AI滋病,而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,村头村尾几家人同时出殡的场景在这个村子里并不罕见。在这里,AI滋病夺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,留下了一座座孤立的房子。
  它本来只是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,为什么会成为AI滋村?罪魁祸首就是卖血。1995年前,一些单位在少数贫困农村擅自设立单采血浆站,非法采集原料血浆,违规操作造成交叉感染,使文楼村成了AI滋病经血液传播的“重灾区”。据一份河南省卫生厅的统计资料显示,全村共有有偿供血者1427人,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者431人。
  而所谓的有偿献血着,就是卖血,就是血奴。
  几年后,我听一位同事说起了自己当初采访AI滋村的情景,他是中国第一批走进这个村庄采访的记者之一,他说,当地部门一直在跟踪他,不让这个惊天秘密被外界披露。他在墙上看到了一些标语,大意是说:要想富,卖血去。而他采访过的一些病人,在他离开之后不久就去世了。
  那时候卖血是一幅什么场景?一个针头插入第一个人的血管里,抽完血液后,拔出来,又插入第二个人的血管里……这样一直用着,直到针头弯了,钝了,再也不能穿透皮肤,才会扔掉。如果第一个人有血液疾病,会一直传染给后面所有的人。这就叫交叉感染。
  这位一直采访AI滋病人的同事还向我讲起了这样一件事情。当地部门实在无法捂住这个惊天秘密,这件事情被高层知道后,有一天,时任副总理的吴仪来到了河南郑州,住在一家宾馆里,要求相关部门的一把手们逐一面谈。每个人走进去,房门就会被关上,里面的人面对中国铁娘子诚惶诚恐,外面等待面谈的人汗如雨下,那天,谈话结束后,吴仪连饭也没有吃,就离开了。过了不久,就有一些官员被就地免职,当地官场引发了大地震。中国AI滋病也第一次对外界公开。

  几年后,我采访高耀洁和桂希恩的时候,他们都表示,AI滋病的重灾区都在农村。如果说AI滋病在非洲是以滥交传播,那么在中国,主要是以卖血传播。而传播对象,都是这些贫困无依想卖血赚钱的农民。
  为了区区几百元,他们卖血,最终却葬送了自己的性命。
  从前有一个女孩,为了营救陷入沼泽中的丹顶鹤,献出了性命。有人为她写了一首歌曲,被代代传唱。从前,有一群农民,为了供孩子上学,为了给老人治病,去卖血,结果感染了AI滋病,他们死亡了,他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。
  我曾经多次献血过,在城市中心的献血车上,每次献血前,护士都会问:“这半年内还有没有献血过?”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,她们才会抽血。按照相关规定,半年内只能献血,或者卖血一次。这也是人体造血功能决定的。
  然而,在这里,为了多卖血,每一个血奴都有好几个身份证。杜斌的众多身份证上,只有一个名字叫杜斌,而地址居然是广西。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。
  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,只有编号,就像囚犯一样,血头呼叫你的时候,不叫你的名字,只叫编号。有的编号还有外号,而外号也是血头喜欢呼叫的代号。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“一撮毛”,有酒糟鼻子的就叫“红鼻子”,来自湖北的年龄小的就叫“小湖北”,走路罗圈的就叫“罗圈腿”……我的代号是26,表示我是第26个进入这幢三层楼房的。这里也有26个血奴居住。
  那天午后,血奴们卖完血后,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三层楼房里。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厨房,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白菜萝卜,喝着像洗锅水一样的黑色菜汤,然后就满意地躺在了床板上。这趟卖血,每人400毫升,血站支付200元,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%,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。
 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,血奴的上方是血头,血头的上方是血霸。那个呵斥光头的就是血霸。一个血头下面有几十名血奴,一个血霸下面也有好几个血头。血头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,而血霸则是手眼通天,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。
  血奴们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,因为他们让他有了赚钱的机会。然而,他们不知道,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,赚得比他们多得多。

  一个血奴卖一次血,血站支付200元,自己只能得到160元,有40元交给了血头血霸。一个血头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,血奴们每卖一次血,血头血霸就能得到800元。血头血霸按照五五分,血霸得到400元,血头得到400元。一个血霸如果手下有五个血头,那么他每次就能得到2000元。
  血液是血奴的,而每卖一次血,血奴只能得到160元,血头得到400元,血霸得到2000元。
  一个血奴一月最少会卖血七次,血奴一月收入1120元,血头得到2800元,血霸得到14000元。
  这是最少收入。我在后来的暗访中的得知,有的血奴一月会卖血15次以上。最大的血头手下有100多个血奴,而我认识的一个血霸,手下有血头十几个。算算这个血霸一月收入多少?绝对是天文数字。
  血奴每月还要支付食宿费用,而血头血霸不支付任何费用。
  当地有一个说法,手下养几个血奴,比养几只狗还赚钱。难怪血头会挖空心起从火车站、从救助站、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寻找血奴。
  此前,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,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道利益链条,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1:05 | 显示全部楼层
当天晚上,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了这幢三层楼房下,光头走了进来,凶恶地对我说:“收拾东西,快点滚蛋。”
  我不明就里,机械地收拾好铺盖卷儿,还有博尔赫斯,将它家在铺盖中间。在以后漫长的恐怖的日子里,博尔赫斯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。我一边品味着人世间最丰盛的精神大餐,一边体味着人世间最恐怖的血奴生活。
  跟着光头,我走到了楼下,三头恶犬依然在发出愤怒的低吼,黑白夹杂的短髭站在一边,冷漠地看着我,我不知道他是谁,他是什么身份,也许他仅仅是这幢楼房的房主,也许是血奴群落中另一种身份的人,我直到离开这个群落,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
  我把铺盖卷儿放上车厢,刚准备登上去,光头又在大喝:“伙食费住宿费结算了,20元钱。”他伸出一只熊掌一样肥厚的手。
  我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晚上,吃了两餐饭,就要支付20元钱。这是在遥远的偏僻的乡下,这里的床铺都是床板搭就的,一躺上去就不堪重负似地吱吱响,硌得人浑身疼痛;这两餐饭都没有吃饱,除了白菜萝卜,还是白菜萝卜,这样的饭菜连楼下那三只恶犬也不吃,而现在,我还要支付20元的食宿费。
  然而,在这里,我叫天天不应,喊地地不灵,举目无亲,形单影只,我只能忍受他们的摆布。我掏出20元递给了光头。
  登上了三轮车,我异常惶恐,不知道他们会带我去往哪里。但是,他们绝对是不会让我离开的。乡间道路凹凸不平,我双手抓着栏杆,竭力保持身体的平衡。四周一片黑暗,远处有几点灯火在闪烁,还传来狗的叫声,声音时有时无,时断时续,显得模糊而不真实。三轮车路过了一块坟地,那些青石做成的墓碑,在这样的夜晚里,散发着冷冷的光泽。鬼火在坟地间跳跃,忽上忽下,忽前忽后。三轮车夫一句话也不说,只是低着头,弯着腰,也听不到他的喘息声,我突然后背发凉,身上毛发根根竖起,抓着栏杆的手心全是汗水,莫非这个三轮车夫就是一个鬼,他为什么会拉着我来到这里,来到这片乱坟岗?他想做什么?

  月亮升起来了,融融的月光像海王牛初乳一样,让四周显得朦胧而混沌。我睁大眼睛辨别着周围的树木、田地,还有似乎总也走不到边的坟地。突然,坟地里站起了一个身影,很单薄,像坟茔上树立的纸扎,又像是麦田间站立的稻草人,长发披拂,
  没有眼睛,只有两个深深的黑洞。“啊——”她长声嘶叫着,声音像刀子一样,划破了隆隆的天幕,又像受惊的鸽子一样,飞向远方。
  我大叫一声,从三轮车上掉了下来。
  我躺在地上,惊魂未定,突然听到三轮车夫的喊声:“滚开,再不走就剥了你的皮。”
  原来,三轮车夫是一个真正的三轮车夫,他会说话,他不是鬼。而那个长发披拂的女子,也不是鬼,她只是附近村庄的女疯子。我站起身来,看到女疯子呀呀叫着,向远方跑去,跑成了一阵风。

  我们继续向前走,终于走出了乱坟岗,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上。我说,歇歇吧。他说,歇歇吧。
  我递给他一支香烟,替他点燃,他用手指拍拍我的手背,表示感谢。然后,我们就坐在了草地上,慢悠悠地吸着香烟,看着悬挂着一弯残月和几颗星星的天空,远处的村庄一片静默,像漂浮在大海中的孤岛,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青草的芳香,很细很细,绵绵不绝,这种气味让人沉迷。此后,我再也没有闻到过那样的芳草气味。
  而此后,我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夜晚。这样的夜晚只有农村才有,而现在的农村,土地被卖给了工厂,田园生活已经被彻底打破,曾经的青山绿水被工业污染所代替,我们只能在老照片和传说中寻找田园牧歌的背影。
  美丽的乡间夜晚,现在只是传说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1:18 | 显示全部楼层
那些年的农村,时间似乎凝固了,静止了,人们判断时间的标准是太阳和月亮。太阳升上来了,这是早晨;太阳到头顶了,这是中午;太阳落下山了,该回家吃晚饭。月亮升上来了,督促孩子睡觉;月亮升到了头顶,这是半夜;月亮落了,天快亮了。那时候判断时间还有一个标准,这就是动物。鸡儿上架了,天要黑了;毛驴叫唤,这是半夜;雄鸡啼鸣,天要亮了。后来,叮叮当当的钟表让时间细化为表格,人类的生活也变得忙碌而琐碎,生命也失去了本来的意义。曾有的安逸被繁忙所代替,曾经的清明被财富所代替。人类劳碌并空虚着。

  那时候有很多农谚,这是几千年来口耳相传的。鸡儿上架早,明天天气好;早晴不出门,晚晴行千里;雨中闻蝉叫,预告晴天到;麻雀囤食要落雪,燕子垒窝要落雨;翻地翻得深,黄土变成金;粮食冒尖棉堆山,寒露不忘把地翻。然而,现在,这些流传了几千年的农谚,现在只在那些长长胡子的嘴巴里传播。它们就要绝迹了。后世的我们再也看不到,再也听不到了。
  那时候还有很多农具,犁耧耙耱耩子铧,铁锨笼担和木叉,现在也已经消失了,这些农村生活的标志物,曾经被一代代的手掌磨得光滑而精致,变成了农民身体的一部分,而现在却被遗弃在一家家低矮的四面透风漏雨的茅草房子里,被蛛网覆盖,被蛀虫啃食,它们和它们的主人一样,正在一天天变老,一天天沉默,一天天消失。
  那时候有很多动物,麻雀、喜鹊、乌鸦、斑鸠、布谷、画眉等等等等,它们是农村孩子的伙伴,它们陪伴着农村孩子走过了幸福而多彩的童年,它们点缀了农村孩子单纯的梦想,每天早晨,麻雀叽叽咋咋的叫声将孩子们唤醒,门前的喜鹊让孩子们一天都有好心情。到了收获的季节,耳朵边充盈的是“算黄算割,算黄算割”的声音,我小时候每年收割麦子的季节都能听到这种鸟的叫声,大人们说,这种鸟在告诫人们哪里麦子黄(成熟)了,就割哪里的。千万不能等候,否则会下雨。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。到了秋季播种的时候,耳边就会响起“布谷布谷”的鸟叫声,那是布谷鸟让人们赶快播种。

  那时候有很多节气,一共二十四个。春雨惊春清谷天,夏满芒夏暑相连,秋处露秋寒霜降,冬雪雪冬小大寒。我们农村孩子最初的识字就是从这些节气开始的。我们不会写麦当劳肯德基,不会写耐克阿迪达斯,但是我们会写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字,每个字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。我现在还能记得一些有关冬天的节气的情景,可能因为衣衫单薄,寒冷彻骨,可以与孩子盼望过年有关。三九四九,冻破指头。大寒小寒,快点过年。我们的一年一年就是数着二十四个节气度过的,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的二十四节气,走到了长出喉结,走到了胡子悄悄爬上唇角。那些节气就像朋友一样,和我们亲密无间,而现在,这些节气,也已经远离了我们,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名字。

  牧歌一样的田园生活,已经消失在我们怅望的视线中。
  那天晚上,我和三轮车夫坐在草地上,聊到了很晚,我们抽光了半盒香烟。
  他是附近村庄的农民,农闲时节,他就会蹬着三轮车赚点辛苦钱。他也卖血,他说卖血赚钱快,这里很多蹬着三轮车的人,都卖血。
  他说,这里卖血历史已经有了十多年,本地人卖血少,外地人卖血多,这里的外地人比本地人还要多。经常会有人离开了,不知道去了哪里;也经常会有新人来,不知道来自哪里。这里有人已经卖了十多年,现在还在卖。

  他把血霸叫做大管家,把血头叫做小管家。他说大管家很有钱,有的大管家家中房子盖得像宫殿,车子前面是四个圈圈(奥迪),当地人把这种车子叫“四环素”。小管家也有钱,小管家有车的也很多。
  我问他,为什么卖血的人中还有女子?他说,那些女子都是跟着男子来的,男子卖血,她们也卖。他曾经拉过一对男女,女子以前是“鸡婆”,这里人把妓女叫“鸡婆”,后来年老色衰,卖不动了,就和一个嫖客同居,嫖客来到这里卖血,她也跟着卖。
  “卖血的人里面,啥人都有。”他说。
  我们坐在寂静的旷野,风吹过来,带着青草和泥土的芳香,让人沉醉。一颗流星划过去,在天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。我一点也没有想到,在这种美丽的地方,居然潜藏着这种人间罪恶。
  三轮车夫还说,我是被那个光头卖了,卖给了前面村庄一个血头。卖了500元钱。“在这里,第一次没有抽出血,会被认为晦气,只能转手给别人。”三轮车夫说。

  “买我的老板让你骑着三轮车来接,难道就不担心我会跑?”我问。
  “跑?往哪里跑?这里四面都是他们的人,一见到陌生人就抓起来,让大小管家辨认。你能跑到哪里?”三轮车夫说。
  我感到自己掉进了陷阱里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1:30 | 显示全部楼层
三轮车夫把我拉到村庄的时候,已经是后半夜了。
  在村庄最外边的一户人家里,我见到了新的血头,一个浑身干巴,没有几两肉的男子,他的目光阴冷阴冷,像毒蛇的目光,让人看后不寒而栗。他的皮肤非常黑,就像煤炭一样,腮帮边还长着一个小肉瘤,看起来既丑陋又恶心。事前,三轮车夫在那片草地上告诉我,这个人尽管瘦小,但是他是周围村庄里最难对付的血头,他非常阴毒,身上常年带着一把一尺长的尖刀,一言不合,就敢把尖刀刺入对方的身体里,这些年,被他刺伤的人不下十几个。他的手下也有一帮弟兄,都是一些亡命之徒。这些人欺男霸女,为所欲为,无恶不作。但是一直没有人敢惹他们。

  这个院子里也养着几只狗,每只狗都有半人多高,三轮车夫曾经向我说过,为了训练恶犬的杀气,肉瘤经常用生肉喂养它们,所以,即使在夜晚,也能感觉到它们浑身散发出来的戾气和恐怖,这些恶犬的眼睛像狼一样通红发亮,让人毛骨悚然。这些恶犬比狼的身躯更庞大,更有战斗力。
  这个院子里有两行平房,每间房子里都睡满了人,他们打地铺睡在地上,他们一个挨着一个,像一排木乃伊。房间里散发着霉烂和腐臭的气味,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打扫了。肉瘤让一个手下带着我一直向里面走,在最里间的房子门口停住了脚步,那间房屋照样没有房门,路灯光照耀在他们一双双很多天没有清洗的脚上,他们的脚就像烧黑了的木桩,神情木然,一动不动。
  肉瘤的手下一把将我推进去了,这间猪窝一样的房屋,以后就是我的住所。
  借助着门外的路灯光,我在地面上铺好了床铺。这间房屋里还有四个人,他们此刻睡得正香,都在打着鼾声,有的鼾声像战车碾过冰封的荒原,声音隆隆;有的鼾声却又像檐前融雪悄然滑落,断断续续。他们的睡姿也很恶俗,你捂着我的嘴巴,我抓着你的裤裆。

  我刚刚躺下去,突然就看到两只蟑螂从铺盖卷下爬出来,慌手慌脚地爬向墙角。我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,这种恐惧就像见到了那几只满眼血红的恶犬一样。这间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一定有很多蟑螂,一定有很多昆虫,此刻它们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,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我,准备在我熟睡了以后,爬上我的身体,爬上我的脸颊……
  我一直喜欢干净,然而,自从做了暗访后,我不得不让自己变得肮脏起来。只有让自己的身体肮脏起来,我的心中才没有了恐惧。
  那天晚上,我躺在地铺上,依然难以入睡。我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座省城,和拾荒者和小偷们睡在一张通铺上的情景,回想起睡在帮主窨井里的情景,回想起逃离丐帮的凶险情景,回想起小兰被杀害后的情景,回想起小雯被抓后蹲在墙边捂着脸的情景……我又想起了此刻在北方一座贫困山村中卧病在床的父亲,父亲肯定也没有睡,癌症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,此刻正在折磨着父亲;我又想起了母亲,母亲肯定也没有睡,她站立在父亲的身边,暗自垂泪……我想了很多很多,我告诫自己,再苦再累,再脏再怕,我也要坚持下去,我要赚很多钱,我要还清为父亲治病所欠的几万元外债,我还要支付父亲现在每天几十元的医药费用,我要治好父亲的病,让父母生活好起来。

  天快亮的时候,门外响起了喊声:“起来起来,他妈的,快点!”屋子里有两个人起床了,他们摸索着穿好了衣服,另外两个人依然鼾声大作地熟睡,我知道,就像前一天凌晨一样,这些血奴会在村口集合,然后坐着大卡车,去到某一个采血点去卖血。可是,另外两个人为什么不去呢?
  血奴们离开后,院子里显得异常安静。我朦朦胧胧中睡着了,睡梦中,蟑螂爬满了我的全身,我想呼喊,可是喊不出来,嘴巴里也是蠕动的蟑螂,它们的身体碰撞在一起,咔嚓作响……突然,我感到脚上一阵钝疼,睁开眼睛,看到一个留着长发的人站在脚边,面目狰狞,他正用穿着皮鞋的脚踢着我裸露的脚脖,他盛气凌人地喊道:“快点起来,老子带你办理身份证。”
  10年前的流氓,都喜欢留长头发或者剃光头,人们走在大街上,见到那些长发的和青色头皮的,都躲得远远的。而10年后的今天,长头发是艺术家的标志,而光头则是时尚的特征。现在的流氓也有爱好,他们的特征变成了纹身。
  我站了起来,走到水龙头边,用冷水刷牙洗脸,长发看着我,给另一个小流氓说:“这丫的还知道讲卫生。”
  长发问我:“你是做什么的?”
  我说:“我是教师。”

  长发怀疑地说:“教师?就你这样子?教师还卖血?骗鬼去吧。”
  我说:“我是小学民办教师,穷得叮当响,不卖血能有什么办法?”
  长发似乎恍然大悟:“哦——干这一行比当教师好多了,当教师能有几个钱?”
  在此前此后的多次暗访中,我都冒充民办教师,很多地方的人叫代课教师,我一说自己是民办教师,就没有人怀疑我的身份了,乞丐们没有怀疑,血头们也没有怀疑,可见,10年前的小学民办教师,确实是世间最贫穷的人,比不上乞丐,也比不上血奴。他们用他们孱弱的身躯,支撑着中国边远山区的教育大厦,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,可是,他们却被忽视,被遗忘,被遗弃,被嘲弄,被践踏,他们也是受到最不平等待遇的一群人。这些年来,谁都知道,教育局长是一个肥缺,但谁都知道,乡村的教师还是一群贫穷的人,尤其是民办教师。这是俗语所说的“穷庙富方丈”。我曾采访过很多民办教师,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元。面对着他们,我一次次潸然泪下。

  我的小学教育就是由几个民办教师教授完成学业的,至今,他们还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拿着每月不到100元的工资,教授着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的孩子。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,如果我还在乡村,我的这些启蒙老师们,现在也会教授我的孩子。
  这是被遗忘的一群人,这是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2:10 | 显示全部楼层
 抽烟的那个人少言寡语,一副很愁苦的样子,勺子说:“来新人了,发一支烟嘛!”他缓慢地从口袋里抽出烟盒,抖抖索索地弹出几根,很不情愿地给了我们一人一根。我看到这种香烟仅仅两元五角一盒,在附近的商店里都有卖。这种劣质香烟也是血奴们最常抽的一种香烟。
  勺子抽完香烟后,从席子下面摸出了一个小瓶,从里面倒出几粒药丸,仰头吞了下去。
  我想,莫非勺子有病?有病怎么能卖血?这种病血能够检查出来吗?血站会收病血吗?
日期:2009-08-26 01:42:03

  血奴们睡觉都很早,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虚弱的原因。他们一躺下去,就响起了嘹亮的鼾声。那天夜晚,我还是睡不着,思量着怎么脱身。跑吧,门外就是几只比饿狼还要凶猛的恶犬,这种身体庞大的狗,绝不是城市里那种养在居民楼里的性情温顺的宠物狗,这种狗疾如闪电,力大无比,它的攻击力顶得上一只金钱豹。再说,就算偷偷跑出去了,没有恶犬追击,这样漆黑的夜晚,不辨方向,我该去哪里?就算走对了方向,但是肯定还会遇到别人,还会被抓回来。那个蹬三轮车的人不是说了吗?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,无处可逃。我想起了看过的电影《桂河大桥》,日军把盟军战俘押解在热带原始森林里,战俘想逃也无法逃脱,因为离开战俘营后,遇到的是炎热、饥饿、焦渴、猛兽、土著人等等危险,这些比日军的皮鞭更加可怕。

  无法逃脱,那明天该如何应对?我在焦急地思虑着。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绵羊,被关在除夕夜的栅栏里,听着栅栏外的炮竹声声,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凄凉,当别人欢天喜地庆新年的时候,我的死期也就到了。
  我头痛欲裂,这是好几天没有安心睡觉的结果。后来,也许到了下半夜,我朦胧睡去了,感觉只是打个盹的功夫,门外就响起了血头愤怒的叫骂声,好像谁踩到了他的大拇脚趾一样气急败坏。勺子已经穿好了衣服,他推醒了我。我睁开眼睛,看到窗外依然一片漆黑。
  我和勺子,还有一群不认识的人,慢慢走向外面,走向一辆停驶在黑暗中的卡车。
  几分钟后,我和血奴们站在汽车车厢,在无边的黑暗中驶向血站。黑暗像大海,汽车像一条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破船,摇摇晃晃,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。车厢里不时响起叫骂声,不是谁踩了谁的脚,就是谁碰了谁的头。还有一个人叫声哎呀,被挤出了车厢,掉落在了路边,幸亏没有摔伤。

  我一路都在努力想着,我如何才能逃过这一次劫难。
  这天到得比较早,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血站的人,我们在朦胧的天光中站好队伍,大家都沉默寡言,怀揣着自己的心思。有人怕冷似地蹲坐在地上,抱着双膝;有人拼命抽烟,烟雾包裹着一张铁青色的没有洗干净的脸。我的前面是勺子,勺子刺溜刺溜地吸着鼻涕,手指有些哆嗦;后面是哑巴,他的眼神在清冷的天光中显得有些慌乱。原来大家都和我一样,有些紧张,毕竟这是自己身上的血液,毕竟这是自己身体的一个组成部门,而现在就要被抽出来,送给别人。昨天,勺子和哑巴都没有卖血。

  我悄悄问勺子:“你怎么一月就卖十几次血,这样身体受的了?”
  勺子叹口气说:“没办法,没钱啊。再卖上一些时日,就回家去。”
  勺子卖血已经七八年了,他跟着不同的血头这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地方,从北向南,他这些年也没有和家人来往,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,在做什么。他也忘记了家乡的面貌,家乡在她的心中,只剩下了一个冰冷的地址。
  七八年的卖血生活,彻底掏空了勺子的身体,让勺子虚弱得像个稻草人,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。不卖血的时候,他就躺在地铺上睡觉,一天又一天,他的生活失去了任何乐趣。他不能跑步,一跑步就会头晕,就会摔倒。摔倒后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爬起来。这样的身体也不能再卖血了,再卖血就会死在血站。
  我又问起了哑巴的情况,勺子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哑巴的情况,只是听哑巴的一个同乡说,哑巴是逃避债务才跑出来卖血的。哑巴家在非常偏僻的乡下,三年前,哑巴借了很多钱娶了一个漂亮老婆,可是结婚的第三天,老婆就不见了。债主上门索债,哑巴没有钱还债,就跑出来卖血。
  哑巴能娶到漂亮老婆?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骗局。有一群婚姻骗子专做哑巴这类人的“生意”。这个诈骗集团里有老有小,有男有女,他们分工明确,专门骗乡村里娶不到老婆的光棍,他们的骗术是这样的:第一步,媒婆上门,要求给光棍介绍对象,说认识一个女子,家境贫寒,在偏远山区,彩礼比较高。常年孤身一人的光棍看到媒婆上门,自然喜不自禁,对媒婆的要求满口答应。第二步,媒婆在领取了光棍一笔不菲的跑路费后,会将女子和女子的父母带进光棍家,光棍又得大出血,送给女子“见面费”和女子父母“看家费”,还要支付女子一家人的来往车费。还有的骗子为了安稳光棍,让骗术继续实施,当天晚上,女子会和光棍“偷偷”住在一起,尝到甜头的光棍自然就不会起疑心了。第三部,举行结婚仪式,光棍要支付“彩礼费”,仅仅这一笔就是成千上万元,这些钱在偏远的农村,可能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收入。当天晚上,“新人”入洞房,第二天,“岳父岳母”和媒婆离开。第三天,最迟到第五天,新娘就突然消失了。她会在一个不远的地方,与另外的人会合,去到下一个偏僻村庄继续行骗。

  北方很多地方把这种行骗方式叫“放鹞子”,这种行骗方式非常古老,现在在一些偏远的山区还能看到。
  这种行骗方式也让哑巴中招了。
  哑巴又聋又哑,但是他心中雪亮,看到我和勺子在说话,不时地看着他,他知道我们在说他,就疑惑地盯着我们,嘴角挂着模棱两可的微笑。勺子和我都感到不好意思,就不再说话了。
  天空越来越亮,太阳爬上远处的山巅,羞怯地露出了半张脸,就像一个躲迷藏的孩子。几辆手扶拖拉机和大卡车轰隆隆地开来了,像倾倒货物一样,将这些血奴倒在了血站门口。护士们来了,穿着白大褂,一个个神气活现,趾高气扬,她们从血奴们的面前走过,连他们看都不看;血奴们敬畏地看着她们——这些被称为白衣天使的人,人群里鸦雀无声。
  太阳就像一块干牛粪,将血奴们浑身都烤得暖烘烘的。有人脱下了毛衣,有人把裤脚挽起来。护士们开始工作了,排好队伍的人群向前慢慢挪动,我的前面是勺子,他已经一只脚站在了门口的台阶上。勺子下来就是我。我该怎么办?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2:25 | 显示全部楼层
勺子走进去了,我看到他坐在了一张凳子上,那张凳子异常古老,已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光滑闪亮。他把手臂放在桌子上,手臂青筋暴露,像蚯蚓一样。他的手肘下是护垫,护垫里塞着坚硬的棉花,护垫因为和无数的手肘亲密接触,已经变得肮脏不堪,像一块还没有来得及清洗的尿布。
  我跟着勺子走了进去,我就站在勺子的后面,我看到了护士身边坐着的血霸,他正悠闲的抽着烟,微微眯缝着眼睛,桌子边放着一部手机和一盒中华牌香烟。那时候,这两样东西最能代表身份。在我之前,我们那座小县城里还有一个人出去当记者了,他是县委一个部门的合同工。有一天,他回来了,西装革履,油头粉面,梳着那个时候的“领导头”,头发统一梳向后面,露出耳朵。他走进县委大院的时候摇摇晃晃,俾睨四方,一手拿着手机,一手拿着一盒中华烟。后来在我也做了记者后,才知道他在一个地市级小报里做业务员。

  这个血霸不是此前我看到的那个血霸,这个血霸比那个血霸苍老,他们都同样地脸型瘦削,但看起来他比那个更阴险。他的眼光很毒辣,落在你的身上,像剔骨刀一样,将你的骨头磨得窸窣作响。流氓就是流氓,尤其是那些老流氓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露出本色。
  护士拿起针管,没有做什么准备,就将针头刺进了勺子的血管里,勺子的背影似乎抖动了一下,又变得沉默了。一股血液,像蛇一样顺着针管,飞快地流进桌子旁边的塑料包里,塑料包放在磅秤上,突然奔涌而出的血液打在毫无准备的磅秤上,让磅秤的指针突然沉下,又向上回复。秤盘也开始摇晃起来。勺子的耳根突然颤抖了一下,他一定很疼痛。
  勺子抽完血,站立起来,用棉签压着血管上的针眼,向外走去。轮到我了,我只要跨出这一步,只要坐在那张古老的凳子上,我就像躺在案板上的羔羊一样,连叫一声的机会也没有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子捅进脖子里。
  就在勺子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,我突然大叫一声,摔倒在地。我闭着眼睛,浑身哆嗦,就像受到了极度寒冷一样。我感觉到勺子俯下身抱着我,一声一声着急地问:“怎么了?怎么了?”我还感觉到血霸也站了起来,他气急败坏,大声叫骂。很多血奴都围在门口,焦急地向房内张望,很多双手抱起了我,在我的胸口拍拍打打。我听见护士镇定地说:“晕血,没事的。”

  我不是晕血。我从小就一直胆子很大,我爬上过五六十米的烟囱顶上,那个烟囱几十年都没有人上去过,我以后回想起来才感觉到害怕;我还一个人走过几十里夜路,乡村的夜路经常有狼鬼出没。我从没有害怕过。小时候和人打架,被人打得满脸是血,我也没有害怕过。
  我是装的。
  我憋着气,憋得非常难受,后来实在憋不住了,我才睁开眼睛,大口大口地吸气,我消瘦的胸腔上,肋骨根根凸起,像琴键一样,而此刻的我就是一架风琴,充满了忧伤和无奈。
  血霸走出来了,他穿着皮鞋,他狠狠地踢着我,叫骂着,我一边躲闪着他残酷的皮鞋,一边解释着。长发从人群中走出来了,他用当地方言向血霸说着什么,血霸停止了咆哮,气呼呼地甩打着刚才因为踢我而沾上尘土的裤脚。
  长发有些生气地对我说:“你卖不了血,就早点说嘛!”我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地低着头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对长发心存感激。
  那天回来后,我一直坐在房间里,没有吃饭,也没有人叫我吃饭。没有卖血,我感觉对长发充满了愧疚。然而,如果卖血了,我可能就会感染上某些病菌。听说经常卖血的人,像吸毒一样也会上瘾,几天不卖血就会难受。卖血也像卖淫一样,让人变得懒惰,明知道卖血是在透支生命,但是想着这种不用劳动就能获取钞票的生活,仍然心甘情愿去卖。

  我想离开,然而在这里路径不熟悉,我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出去。我想,也许长发能够帮忙。
  我正想着长发,长发就出现了。他来到了门口,和血霸一样不愿意走进来。这间房屋太脏了。我知趣地走出去,像做错了事情一样看着长发,又惶惶不安地低下头。长发还是早晨那句话:“你卖不了血,就早点说嘛!”
  我不言语。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被轮奸的少女,稍有反抗就遭到了轮奸者的责怪。但是,我知道长发和血霸他们不一样,长发身上还有尚未泯灭的人性。
  长发说:“我给老大说了,你以后就在厨房做饭吧。有需要的时候,就给大家讲讲课,你是老师,会讲好的。”
  我强压着心头的狂喜。直到长发走远了,我才几步跨进房间里,蒙着被子大笑。
 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。
  然而,血奴们还要听什么课?我不懂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2:33 | 显示全部楼层
早在几年前,一股叫做传销的歪风就席卷而来,它的波及面之广,祸害之深,连这样的山村也不能幸免。
  传销的基本功就是煽动,让煽动达到洗脑的目的。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是真理。就像现在和我们挨着的某一个小国一样,整天进行的是愚昧教育,让老百姓相信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某一个人给予的,某一个人是太阳,尽管他们生活得并不幸福,但是他们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。尽管刚开始没有人相信这些混账话,但是不断地说不断地听就都相信了。这就是可怕的洗脑。

  传销与此同理。
  血霸看到了传销的可怕功力,他就活学活用,把传销的技巧也用在卖血中。他想让血奴们知道,人的血液源源不断,不卖就不能得到血液的更新。每月抽血几次,对身体没有任何害处,相反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。卖血是本世纪的阳光职业,国外很多人都选择这种职业。
  我想起了那个小国家的宣传,他们说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受苦受难,每年都会饿死很多人。他们的国民就相信了。不相信也会相信,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信息可以参考。
  血奴们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参考,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识字,即使识字,也了解不到这些科学知识,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
  我觉得我有义务,给他们传授真正的科学知识。
  我讲第一堂课是在这个院子里,那天几乎所有的血奴都来了。血霸没有来,他可能有别的事情做。听血奴们说,他在城里有好几个情人,他经常会开着他的高档车去城里过夜。血头肉瘤也来了,他端了个凳子坐在院门口,叉开双腿,一副老大的派头。
  面对着这些坠入黑暗中的人,我有很多话要说,但是我最想说的是AI滋病。这才是血奴们面临的最可怕的敌人。
  我说,有一种疾病,它的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血液,如果血液里感染了这种病菌,人就只能面临死亡,因为截至目前,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。这种疾病的感染者,多则十几年,少则几个月,就会死去。而卖血,也最容易感染这种病菌。
  此前,我曾采访过两例AI滋病患者,我亲眼看到了他们消瘦的身体,他们坐在我的面前,一遍又一遍地吐痰,浓浓的痰液中,夹杂着血块。时隔两个月后,当我再回访他们的时候,他们死亡了。
  我说起了那两个AI滋病患者的惨状,说起了他们的凄苦和巨大的精神压力。我说,那两个人也是卖血的。

  血奴们一阵骚动,有人发出啊呀的惊叹。肉瘤把凳子向人群的方向挪动了几步,他很好奇,也想听下去。
  我说,卖血的人之所以传染了AI滋病,关键在于使用了不洁针头。当前一个人的血液中有了AI滋病菌,针头接触了他的血液,再刺入你的血管中,你的血液中也会被传染这种病毒。这时候,这个针头刺入多少人的身体里,就有多少人会被传染上AI滋病。
  人群静悄悄地,我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。
  我说,当务之急是,一定要求护士必须用还没有拆开包装的针头针管来接触你的身体,否则,就不与护士合作。
  肉瘤听到了我的话,他站在人群外大声喊:“放屁,放屁,哪里有这种事情。”

  我知道自己此时绝对不能退却,我必须顶住,让所有人相信我没有说谎,我说的是真话。我也大声说:“我家在河南,周围就是那个有名的AI滋村,我们那里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传染上了这种病。”
  啊呀,人群又发出一阵惊叹。
  “放屁,放屁。”肉瘤气急败坏,想挤进人群里,向我动粗,可是他挤不进来。人群密密麻麻,水泄不通,像一面厚厚的墙壁。
  “必须保住大家的性命。”我继续说,“如果不断有人死亡,对你又有什么好处?”

  肉瘤不再挤了,他像泄气的皮球,瘫坐在那张凳子上。
  “秀才啊,秀才。”很多人感激地叫着我。很多地方的人,都把有文化的人尊称为秀才。
  肉瘤那天没有打骂我,事后我才知道,他得到了长发的解释。长发说我是老师,知道很多。长发还说,重复使用针头确实很容易传染AI滋病。
  第二天下午,我听同房间那个总喜欢搓着身体上的垢甲的血奴说,当天卖血的时候,很多人要求更换针头,致使卖血一度中断。后来,别的血霸手下的血奴也跟着他们学,也要求更换针头,让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很难堪。
  此后,这家血站开始了一人一针,我感到很欣慰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有了AI滋病,但是这样至少可以将这种可怕病菌的传播降到最低。
  我几乎无时无刻地想着怎么逃走,也在心中制定了很多条方案,但不久又将这些方案一一放弃。我知道,没有知情人的帮助,我很难逃出去。而能够帮助我的最合适的人,就是长发了。
  然而,长发会不会帮我?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2:45 | 显示全部楼层
 我在厨房的工作很简单,就是给厨师当下手,剥葱剥蒜,劈柴端炭,日子过得很清闲。然而,天气一天天热起来,夏天快要到了,我也该走了。我要写稿赚钱,要打电话给家里,而这么长时间里,我已经与外界失去了所有联系。
  经常来给厨房送菜的是那个三轮车夫,就是那晚接我来的那个三轮车夫,他性情憨厚,见人不说话先微笑,神情显得很谦卑。他一个人供养两个孩子读书,一个上初中,一个上小学,而妻子几年前患病去世了。他每天很早起床,蹬着这辆破三轮车,到处揽活,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。即使这样,日子仍然过得捉襟见肘,他不得不也来卖血。现在,全国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,没有了孩子的学费负担,没有了各种税费,他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吧。遗憾的是,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
  我不知道三轮车夫的名字,每次都是喊他老哥,老哥是北方人对自己所尊敬人的通用称呼。
  老哥一生受过很多苦,出生在官方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后期,因为养不活他,被父母扔在了野外,后来又被一个过路人捡拾了,这个人又将老哥送给自己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亲戚,老哥就一直在这个亲戚家长大。所幸的是,老哥来到那个亲戚家的当年秋天,粮食就获得丰收,此后就再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。
  然而,接着文革就开始了,农民们兴修梯田,广种薄收,每天是没完没了的检举揭发,斗争批判,学习文件,国民经济和家庭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沿。老哥说,那时候的苦日子漫漫无边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饱饭。农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饱饭。
  文革结束后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。老哥说,那时候的农民干劲十足,当年每家每户都有了余粮,他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能够吃饱饭。然后,日子越来越好,家中盖了房子,孩子上了学……
 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,老哥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,他只想平安活着,只想孩子一天天长大,他很知足。
  我紧锣密鼓地筹划怎么从这里逃出去。这些天来,我一直在想着,父亲身体怎么样了?母亲身体好吗?我是家中唯一的希望,没有了我,这个家就彻底垮了。我必须活着,而且要像多年后的许三多那样,好好活着。
  那一天,我决定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长发,我要告诉他,家中这几年来发生的一切,告诉他我急需见到家人,请求他帮助我逃离这里。我在这里忧心如焚。
  然而,长发会答应我吗?我还没有支付血霸买我的那500元钱,我这些天的食宿费用还没有支付,我身上现在只有100元钱,在我临出门暗访的时候,这100元被缝在衣服里,那是我在极度危机状况下的救命钱。

  那一天,我在厨房里帮工,一直盼望着长发会出现,这个我不知道底细的青年,是我现在唯一的依靠。然而,中午过去了,长发没有出现;下午过去了,长发还没有出现;一直到黄昏来临,我才看到了长发,他是被三轮车送回来的,他躺在三轮车狭窄的车厢里,像一摊泥,似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。长发浑身是血,似乎披着一张红色的床单。
  一名打手告诉我们说,长发那天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场战役,为了争夺血奴。长发被对方的钩镰枪砍伤了,仍然浴血奋战,他们几个人身上也都带着伤。对方人多,他们大败而归。他们不敢住在医院,害怕对方寻仇,就只能回到这座院子里。
  我擦着长发身上的血渍,心中充满了忧伤。尽管我此前已经预感到了血霸血头们会寻仇厮杀,会像一群蚂蚁和另一群蚂蚁一样打来打去,但是我没有想到受到伤害的是长发。长发是这群流氓中少有的好人。
  夜晚来临了,医生也来了,是镇子上一个开药店的中年男子,他背着一个印着红十字的药具箱,挽着裤管,一个裤脚低,一个裤脚高,看起来风尘仆仆,好像刚刚从田地里回来,放下锄把,就拿起了药箱。听说文革的时候,他是村子里的赤脚医生,依靠止疼片和红药水,在江湖上混迹多年,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江山。至今,他还是使用止疼片和红药水的顶尖高手,不管是肚子疼,还是肩膀疼,不论是外伤,还是内伤,只要喝了他的止疼片,立刻见效,在这里,在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眼中,他是华佗再世,李时珍重生。

  打开箱子,他又拿出了他的止疼片,给长发灌下去;又拿出他的红药水,涂在长发的伤口上,长发被药水螫得呲牙咧嘴,但是他忍着不吭一声。红药水有消炎作用,对伤口确实有好处。
  然后,肉瘤来了,他拿着一管猎枪,杀气腾腾,他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打手,他们手中要么拿着砍刀,要么拿着铁管,一个个凶神恶煞。让人望而生畏。
  “把那些狗日的灭了。”肉瘤说。然后,他带着打手们出门了,他们坐在一辆轰隆隆作响的柴油车上,驶向茫茫的黑暗里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3:01 | 显示全部楼层
肉瘤临走的时候,把那几只恶犬放脱了。那几只恶犬就像坦克一样,在院子里轰隆隆地驶来驶去,血红的眼睛就像探照灯,它照到的每个人都不寒而栗。
  从长发身边离开,我回到房间里,看到同房间的四个人都木然地坐着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像一尊尊泥塑。勺子又从床铺下翻出一个小瓶子,倒出两粒药丸,一仰脖吞了下去。我感到好奇,就问:“你感冒了?”
  “没有。”
  “那你咋吃药?”

  勺子笑了,他说:“一月卖血十五六次,不吃药哪里有那么多血卖。”他摊开手中的瓶子,我看到瓶子上印着“硫酸亚铁”几个字。下面的说明是:“本品为铁元素补充剂。铁作为造血原料促进血红蛋白合成及红细胞成熟。”我恍然大悟。国家有关条文规定,每六个月才能卖血一次,而这里的很多人每两天卖血一次,而他们的血则依靠药品来“催血”。
  “今晚要出大事了。”一直闷头抽烟的那个人说,“他们都拿着枪和刀出去了,我估计要有人命案。”
  院子外是黑蒙蒙的天空,天空中响起了闷雷,偶尔会有一道闪电撕裂了遥远的天幕,像树枝一样悬挂在天边,又一闪即逝。要下大雨了。
  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院子里,看不清他的容貌,只能看到他粗壮的身材,他喊着我的号码,让我赶快到厨房去。
  走出房间,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厨房。乡村没有饭店,肉瘤们出门打架了,回来后肯定会很饿,我得和厨师们给他们准备晚饭。我看到老哥也在厨房,他正从三轮车上抱起一捆猪肉,放在案板上。狗日的血头和打手,平时难得在厨房吃一顿饭,要吃就要吃猪肉,而我自从来到这里,还没有吃过一次肉。血奴们也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次肉。
  老哥卸完车上的食品,就蹲在房檐前抽烟,火光一明一暗,照着他一张愁苦的脸。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。

  我装着若无其事地走近老哥,递给了他一根烟。我悄声说:“老哥,带我出去。”
  老哥惊讶地抬头看着我,不置可否。
  我说:“老哥,你看,是这么回事情。我家里有父亲卧病在床,不知道生死,我得赶紧回去看看。回去晚了,我担心见不上一面。”
  老哥沉默了,他大口大口抽着烟,突然抬起头说:“中。”
  我走进厨房里,厨师头喊:“灶膛烧红了,快点把炭添上。”我拿起炭锨,向里面扔了两锨潮湿的炭沫,默默祈祷着,这是我在这里扔的最后两铁锨煤炭。
  老哥起身了,他慢悠悠地走向院门。一只恶犬跑过来,用鼻子亲昵地蹭着他的裤管,老哥手中像变戏法一样,多了一块骨头,扔在了地上,恶犬摇着尾巴,把骨头叼在嘴上。其余的几只恶犬看到了,也欢欢喜喜地跑过来,老哥又把几块骨头扔到地上,它们舒服地哼哼着,讨好地摇着尾巴,老哥在黑暗中向我招招手。
  我顺着墙角溜到了老哥身边,一只恶犬发现了我,呜呜叫着扑过来,黑暗中它的牙齿像匕首一样亮光闪闪,我吓坏了。老哥低声喊了一句什么,它立刻温顺了,继续锲而不舍地啃它的骨头。其他恶犬只抬头看看我,也将兴趣转移在了爪下的骨头上。
  我坐上了老哥的三轮车,老哥一路蹬得飞快,耳边风声呼呼刮过,有零星的雨点落在脸上,冰凉冰凉。黑暗中,我听到了老哥粗重的呼吸声,我说:“老哥,换一下,我拉你。”

  老哥说:“你蹬不了,这和自行车不一样。”
  一直骑出了很远,看不到那座院子的灯光,老哥将三轮车拐上了一条小路,这才放慢了速度,说:“暂时没事了。”
  我看着黑暗中的老哥背影,说出了自己一路上的疑惑:“老哥,为什么恶犬不咬你?”
  老哥悠悠地说:“狗比人好,比人懂事,它知道报恩。我每回送肉的时候,卖肉摊主都会把肉和骨头分离。骨头本来是要扔掉的,我不让他们扔,带回给这些狗吃。你看,它们见了我有多亲。”
  一道闪电,像刀光一样划破了天空,照得四野一片惨白,接着,雷声隆隆响起,像巨大的铁球滚过遥远的天边。雨声突然密集起来,像千军万马在衔枚疾行,雨点砸在背上,疼痛蔓延全身。借着电光,老哥看到旁边有一颗大树,就骑着三轮车来到了大树下,我们藏在树洞里躲雨。
  雨越下越大,风越刮越急,借着闪电,我看到荒原上的野草,像波浪一样翻卷着,又像被梳子梳过一样,整齐地排列着。还是在很小的时候,我在野外度过雨夜,乡间的雨夜充满了传奇和精彩,似乎闪电和雷鸣唤醒了每一个幽灵,千山万壑都在发出共鸣,千万种草木都在发出啸声,那种情景很像多年前大型舞剧《东方红》序幕的场景。
  突然,一道闪电,打在了树上,也打在我们身上,将我们高高抛起,又轻轻摔下,摔在了几丈远的地方。我惊魂未定,睁开眼睛,看到一绺树皮,从树顶到树根,被揭了下来,扔在我们身边。树身上的那一绺惨白,像一柄蛇形剑,在黑暗中熠熠闪光。
  “哎呀呀,树里面有蛇精啊。”老哥跪在地上拜了两拜,“闪电救了我们的命。”
  我懵懵不懂地看着他。
  “大蛇成精后,没处藏身,就藏在了老树里面,老树的中间都是空的。蛇精不用出来,每天都能吃饱。老树会有很多鸟落下来,还会有很多老鼠田鼠松鼠跑进去。这些就够蛇精吃了。” 老哥一本正经地说,“蛇精死不了,除非让雷电击死。这棵树里有蛇精。”
  很长时间里,我都以为老哥的话是封建迷信,直到几年后与一位大学教授交谈,我才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。打雷闪电时,不能站在大树下躲雨,否则会被雷击击伤击死。尖尖的树顶会成为招惹雷电的目标。那天晚上,我们躲藏在了树洞里,被大蛇发现,大蛇蜿蜒而下,想把我们作为美餐。突然,闪电来了,击打在大蛇身上,强大的电流也将我们轰出了几丈远。大蛇死了,而我们却安全了。

  那天晚上,我正暗自庆幸躲过一劫,突然看到了远处有灯光闪烁,还有汽车的引擎声隐约传来。坏了!一定是肉瘤他们打架回来了。怎么办?
  老哥的手掌一直在额头上抹来抹去,不知道是抹汗珠,还是在抹雨滴。他也没有了主意。汽车速度很快,眨眼间就来到了跟前,雪亮的灯光打在了我们身上,从车上跳下了几个人……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3:11 | 显示全部楼层
那是一辆绿色大卡车,车厢里坐着十几个人,他们穿着迷彩服,有的手中还拿着短把冲锋枪。
  我和老哥被带进车厢里,汽车冲破雨幕,继续向前疾驶。我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,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,我知道,到了这辆汽车的车厢里,也就是到家了。
  汽车开到那座院子门前时,已有一辆汽车提前到达了,院子的四周都布满了人,然后,院门打开,几只恶犬被厨师长拴在了柱子上,声嘶力竭地吼叫着,粗大的链条被冲击得崩崩作响。这些穿着迷彩服的人从一个个低矮的房间里带出了血奴,血奴们有的呆若木鸡,有的垂头丧气,还有的惊恐不安。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  我们又被装进了汽车里,雨停了,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地开到了县城一座学校里,学校的操场上都有人,站着的,坐着的,蹲着的,从服装和神情上判断出他们都是血奴。操场的周围站满了穿着迷彩服和制服的人,他们是武警和警察。
  后来我才知道,当天晚上,肉瘤带着一伙流氓与另一伙流氓打架,两伙流氓都动用了枪支,死亡了三个人。流氓和流氓打架,经常会有人受伤,但是从来不会惊动警察,但是,这次不同了,有三个人死亡了。而且,是被枪弹打死的。
  枪声惊动了巡逻的警察,他们迅速协同赶到的武警,将这些流氓包围了。突击审讯后,警察们惊讶地发现,原来这些人都是血霸和血头,他们便连夜突击,将周边几十里的所有血奴控制起来。第二天刚好是周末,血奴们便被带到县城一所中学的操场里。

  雨后的操场上,黑压压一片血奴,我没有想到,在这片土地上,居然有这么多的人以卖血为职业。
  天亮后,所有的血奴都被带到医院里进行血液检查,看是否感染了AI滋病或者其他血液疾病。在去医院的路上,我向一名看守的警察说:“我是记者,我想见你们领导。”
  警察怀疑地看着我:“记者?哪里的记者?”
  我还没有回答,旁边一个血奴油腔滑调地说:“你是记者?那我就是省长了。”他的话引来一片笑声。血奴里什么人都有,我曾经听蹬三轮车的老哥说,有些血奴并不是生活所迫才卖血,他们是好吃懒做,自愿卖血的。还有些是逃犯,为了躲避追捕,就卖血。
  我没有笑,也笑不出来,我对警察说:“我是XX报的记者,在这里暗访。”
  “你的记者证?”

  我拿不出来,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记者证,上级只分配了报社有限的记者证,全部被领导和后勤工作的那些有关系的人瓜分了,在一线采访的记者都没有记者证。再说,即使有,我也不可能出来暗访的时候带在身上。
  我说:“我真的是记者。”我走出了队伍。
  一名领导模样的人走过来,我再次向他说自己是记者,是来暗访的。那位领导很重视,他让身边一个武警带着我先回去。
  来到了公安局里,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、单位的电话号码、单位领导的名字、单位地址,一名警察拨打了报社的电话,然后让我在旁边一间小房间里等候。
  我确定,他们相信了我的话。

  午饭过后,报社主任来了,随同的还有报社的司机,他们站在门口,惊讶地看着我,泪水盈眶。我也觉得自己像劫后重生一样,泪流满面。
  他们拿着报社的证明,把我领走了。
  坐在摇摇晃晃的小轿车里,我的眼泪被颠出来了,那是幸福的泪花。我看着窗外,真切地感觉到了这是回城的道路,是回报社的道路,不是回血奴们居住的那座院子。我感到幸福无比。
  后来听说,这些血奴们都进行了身体检查,查出了几粒AI滋病,还抓到了一些逃犯。

  长发只是外伤,身体没有大碍。那些流氓们都被抓了,还有的被判了刑。
  曾经危害一方的血奴群落被彻底铲除了。
  多年过后,我再也没有听到血奴群落,这个群落也不复存在了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3:27 | 显示全部楼层
【暗访酒托群体】
  回到报社后,我赶紧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,我牵挂着父亲的病情。
  那时候,家中还没有装电话,全村也只有村口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。后来我听说,每次我打来电话,小卖部的老板就跑出来,站在村道上喊着:“李嫂,你儿子电话来了。”母亲就从家门口跑出来,一口气跑到小卖部里,拿起话筒。每次我都能听到她气喘吁吁的声音,总要过上半分钟才能说出话来,我说:“妈,你跑什么?摔一跤怎么办?”妈妈说:“长途电话啊,一分钟很多钱呢。”我说:“我这是在单位打电话,是公家的电话,不要我掏钱。”妈妈严肃地说:“公家的钱也是钱嘛!”总是没说几句话,她就急急忙忙挂断了电话。

  那时候,妈妈总是在电话中说,家中一切都好,让我不要牵挂,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了。也是在后来,我听小卖部的老板说,妈妈担心我牵挂家里,不能好好工作,每次都是在骗我,其实那时候家中生活非常艰难,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我以前回家的时候,带给父亲的红山茶香烟和郎酒,都被母亲贱卖给了这家小卖部的老板,一条红山茶那时候45元,母亲只卖30元;一瓶郎酒50元,母亲也只卖30元。这家小卖部的老板说,这些高档烟酒在小卖部根本就卖不动,农民都很穷,谁能消费得起?但是母亲又等着钱用,他就只好自己掏钱买了,然后自己抽,自己喝。

  我还记得和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一个场景,那时候父亲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疾病,他总是相信医学这么发达,有病都能治好。那时候我还在北方那座小县城里做着一个小公务员,清水衙门,除过工资没有任何外快。有一天,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外,看着门里一个比父亲年龄能大几岁的老汉,坐在一张凳子上,和医生一桌相隔。医生问:“你这病想不想治?”老汉说:“有病总要治啊。”医生说:“需要两万元。”老汉说:“这么多?那还不如让我死了。”然后,老汉就气昂昂地走了出来,身后跟着他的儿子和女婿。父亲悄悄对我说:“唉,庄户人恓惶啊。有了大病就只能等死。”

 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老汉,以至于过了很久还会向我提起那个老汉,“不知道他现在活着没有?”父亲说话的时候,满眼都是凄凉的神情。
  我一直觉得中国农民是最伟大的,他们吃苦耐劳,沉默寡言,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淳朴最勤劳的人,他们付出了自己一生的所有,而得到的仅仅是温饱,有时候连温饱都得不到。他们在死亡面前镇定自若,他们看待死亡的那份从容和英勇,又有谁能够比得上?
  也是在不久,父亲也知道了自己要面对死亡。那天,我们住在医院旁边一间旅社的小房间里,我犹豫了再犹豫,终于向母亲说出了父亲的病情,说这种名叫癌症的疾病,目前医学上还无法治愈。母亲说:“既然这样,那就让你爸知道吧。”我现在还能记得,母亲走进房间里告诉了父亲这一切,躺在床上一直忍受着疼痛的父亲一骨碌爬起来,说了句:“走!回家!不看病了!”然后就自己走了出去。

  这些年来,我一直后悔,当时自己没有钱,没有把父亲留住。每次想到这里,我就泪流满面。这些年,我拼命工作,努力赚钱,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初的遗憾。
  这一辈子,我要倾尽我的所有,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
  其实,决定来到南方时,和父亲告别的那一次,是我们父子在一起的最后一面,此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。以后所有关于父亲的事情,都是听别人转述的。
  听妹妹说,那天,老家下雨了,雨很大,父亲艰难地爬起身,准备上厕所的时候,在院子里滑了一跤,胳膊被摔断了。父亲爬起身,左手捏着右臂,感觉小臂完全与胳膊脱离,只连着一圈皮肉。妹妹也看到了,她赶忙跑得父亲身边,要送父亲去医院,父亲说:“算了,等死的人,断就断了吧,省得再花钱。”他疼得满头大汗,可就是坚持不去医院。

  母亲也赶来了,但是看到这种情景,她也没有了主意。妹妹哭着让父亲去医院,可是父亲心疼钱,他知道只要进了医院,没有几千元就无法走出来。我们家那时候哪里有几千元啊!
  妹妹没有办法,就去了村口打我的传呼,那时候我没有手机,只有一个数字传呼,但是,没有回应。按照时间推算,那时候我应该是在血奴群落里暗访。数字传呼放在了报社里,并且关机了。这个数字传呼以后还把我害惨了,让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。
  妹妹找不到我,只好又打弟弟房东的电话,那时候弟弟初中毕业,在县城蹬三轮车,租住在一户人家,那户人家装有电话。那时候,刚好弟弟在家吃晚饭。弟弟听到父亲这种情况,就说:“无论如何都要送到医院里,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爸看病。”妹妹心中一下子有了主意。
  那天晚上,父亲躺在架子车里,妹妹在前面拉着,母亲在后面掀着,一步步在黑暗中走向镇医院。镇医院距离我家还有十几里,道路泥泞,她们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,半夜的时候,她们才一身泥土出现在镇医院的门口。
  全家三口人走在去镇医院路上的时候,十几岁的弟弟骑着三轮车从县城往家赶。那时候已经没有班车了,雇出租车,弟弟又没有那么多钱,那时候弟弟身上只有50元钱,这是弟弟所有的积蓄。刚刚下过雨的道路非常湿滑,弟弟好几次都差点滑到深沟里。快到半夜的时候,突然从路边树林里冲出了几个人,他们打着手电筒,拦住了弟弟,弟弟害怕极了,还以为遇到了抢匪,那几个人把弟弟一把从三轮车上拽下来,然后要弟弟拿出营运证。在县城里跑三轮车拉人拉货,都需要办理营运证,缴纳营运费。弟弟苦苦哀求他们,说家中有病人等着,求他们快点放过自己。他们要弟弟缴纳罚款,一张口就是300元。弟弟说:“好我的叔叔呢,能看我这破车值不值300元。”他们不管,就要钱。后来,他们从弟弟身上搜走了仅有的50元,才放弟弟离开了。

  弟弟回到家的时候,已经天亮了。他没有喝一口水,又跑到医院里看望父亲。
  那些天里,所有人都联系不到我,弟弟变卖家中所有的东西,给父亲治病。十几岁的弟弟一下子长大成人了。
  这些年来,只要一写到父亲,只要一想到父亲,我就流下眼泪。此刻,我已经说不出什么,写不出什么,只有眼泪流下来……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3:46 | 显示全部楼层
在父亲患病的那几年里,我在书本上不敢看到“癌症”这两个字,在电视电影中不敢看到出殡的场面,一看到就难受不已,我就会想到父亲。
  弟弟在家中变卖财产的时候,我还在血奴群落里暗访,我并不知道家中发生的这一切,其实,就算我知道了,我又能帮上多大的忙?我是一个穷记者,一个从事着最艰苦劳动,却又收入最微薄的记者。
  记者可以分好多种,也有很多条路可以走,而我是走着最艰苦的那条路,最难走的那条路,付出牺牲最大的那条路。
  有一种记者以敲诈为生,他们听说哪里有人死了,哪里食物中毒了,立刻就比兔子跑得还快,他们装模作样地采访,然后拿着证据去与事主谈判,事主害怕曝光,就给了“封口费”。我有一个同事,知道有一个煤矿死了两个人,就以登报相要挟,硬是要了煤矿矿主10万元,几天后,他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来上班,我问开谁的,他骄傲地说:是我新买的。还有一个同事,听说附近小城市有一群孩子吃了学校的饭菜都住进了医院,感觉到有利可图,就开着了一辆摩托车连夜赶过去,与那所学校的校长谈判,要了七万元的“封口费”。事后,他自豪地对我说:“多亏我有摩托车,赶过去的时候,那些孩子马上就要出院了,再晚几分钟就没有机会了。”记者群中有一群这样的记者,但是这种记者是极个别的,却影响极坏,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此类记者主要集中在山西和福建。山西煤矿众多,安全措施又不健全,三天两头出事,这类记者就闻风出动,敲诈勒索。山西还有很多农民也在冒充记者,或者向这样的败类记者报料,这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。福建假冒伪劣产品较多,这样的记者苍蝇逐臭般也聚集了很多,他们行使工商的权力,打假为名,要钱是真。有的小报小刊记者呼风唤雨,能耐很大,只要听说哪里出事了,立马吆喝所有媒体记者到场,事主见到这种场面,就得大出血。

  多行不义必自毙,我以前一位同事,现在就还蹲在监狱中。他屡次敲诈得手,利令智昏,居然敲诈到了看守所的头上。最后不但没有得到钱,还把自己送进去了。
  这样的记者我不齿于去做,也不愿意去做。堂堂正正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,是我为人处世的原则。
还有一种记者,行内叫做跑口记者,或者叫跑线记者。这类记者主要以宣传为主,类似于以前报纸尚未走向市场化的记者模式。他们前一天晚上会接到相关部门的通知:明天几点领导有什么活动,会有什么会议,会议有什么内容,会去哪里检查工作。第二天,他们就随行,食宿全包,还能领到红包,行内叫做车马费。分手时,还会领到一份“新闻通稿”,这样的稿件稍微加工一下,就能见报。领导活动和会议稿件的车马费还不够多,最多也就几百元,最多的是那些企业活动或者企业开业时所给的车马费。企业推出一种新产品,上市前需要宣传,就会邀请记者,这样的活动时间都很短,结束后,记者会领到厚厚的红包和新闻通稿。红包一般都在千元以上,有的甚至还发电子产品,电视机啦手机啦等等。回去后也不担心稿件不能见报,因为企业已经在报社打通了关节。这样的记者最舒服了,就连初中毕业生也能干得很好。行内行外都在说:“记者门槛低,谁都能做。”也就是指这一类记者。

  这样的记者很舒服,但是我没有机会做,也不屑于做。跑这种线的记者都是关系户。那时候,我有自己的新闻理想,我不想过这种寄生虫一样的生活。那时候,我血气方刚,英姿勃勃,总想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。
  我没有线,没有口,所以注定了我没有线索,也注定了这种职业生涯是很艰苦的;我不愿找寻“封口费”,也注定了我不会有“横财”,注定了我生活贫穷。
  一个报社的部门可以分好多种:热线部、时政部、特稿部、财经部、体育部、娱乐部;编辑部、出版部、技术部等等,前六种是针对记者设立的部门。热线部就是每天跑报料电话,哪里垃圾没人管,哪里有人要跳楼等等,这一般都是刚刚进报社的记者在做;时政部和财经部就是我所说的那些跑口记者;体育部关注体育赛事,报道赛事进程;娱乐部专门追星,王菲的女儿是兔唇,刘德华和谁手拉手大街上走,确实十分地无聊。娱乐部的车马费也是比较丰厚的,哪部大片要上演了,哪个歌星来举办演唱会,他们不但能领到免费的电影票演唱会票,还能领到车马费;大牌歌星给的钱反而少些,刚出道的急于成名的歌星给的更丰厚。

  剩下的就是特稿部,一个报社的特稿部充其量只有三五个人,我一从事这种工作,就进入的是特稿部,人们都说特稿部是一个报社精英聚集的地方,特稿代表了一张报纸的最高水平,但是,在新闻越来越琐碎化,越来越快餐化的今天,特稿也越来越难写,也越来越不被重视。有时候,写一篇特稿需要半个月一个月,而稿分工资并不高,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。在知名报社里,特稿部记者的收入还可以,在无名报纸里,特稿部记者收入很微薄。

  可惜的是,我所在的这家报社,就是一张无名报纸,在这座城市排列最后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3:57 | 显示全部楼层
我从血奴群落里出来的时候,是那一月的25日,这是报社发放前一月工资的日子,可是当天没有发工资。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报社领导在忙,还没有顾得上算工资。可是,28号,29号……一直到那个月的月底,工资还没有发下来,大家开始沉不住气了,纷纷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,各种真实的和不实的消息也在不胫而走,报社领导一回到办公室,就关上房门,不愿再出来;而记者编辑人心惶惶,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着发工资的那一天。

  那时候,行内流传着一些顺口溜,都是关于记者的:表面风光,内心彷徨;容颜未老,心已沧桑;似乎有才,实为江郎;成就难有,郁闷经常;比骡子累,比蚂蚁忙,比岳飞忠良,比赖昌星紧张……
  还有的说,记者这个行业是:女生当男生,男生当畜生。
  由于长时间没有发工资,而以前报社的工资又非常低,大家都没有什么存款,这时候很多人捉襟见肘,举步维艰。我记得当时办公室一张没有人用的办公桌上,放着一盒白沙牌香烟,不知道谁放的,是假烟。这时候都被人抽光了;办公室里堆放着很多旧报纸,也被人偷偷拿出去卖了废品;有些人舍不得坐公交车,每天步行上下班,如果不来上班,担心突然发工资,自己没有在而领不到;还有些人偷偷在外面兼职,因为报社说了,辞职的人通通不能领以前的工资……

  这个时候,一些跑口的记者和娱乐记者相对生活能好些,他们经常还有会议参加,有歌星来演唱,有红包可以拿。而最为可怜的,就是像我这种没有跑线的记者,我们只能等待,等待着有一天报社开恩会发工资,等待着有一天报社会时来运转。
  我每隔几天就给家中打一次电话,但是小卖部老板总是说家中没有人,我很着急,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问这个老板,他说父母都走亲戚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母亲为了害怕我担心,编造的谎言。
  我心中有疑惑,一直想回家看看,但是没有钱,我身上的所有积蓄还不够买一张通往家乡的火车票。
  有一天,我接到了弟弟打来的传呼,我回过去后,弟弟说,父亲现在还在医院里,家中能卖的都卖得差不多了,问我有没有钱?
  我头轰地一下子大了,差点瘫倒了,我强忍着哭声对弟弟说:“等一下,等一下,会的,会有的。”
  放下电话,我走回报社,那一刻我连杀人的心都有了。我走进老总的办公室,老总正埋头坐在沙发上,他抬起头来,看着我,他的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,那种眼神含着委屈、伤心、郁闷、凄凉,那是一个老人的眼神。长时间没有发工资,也让他伤透了脑筋。我进门前的愤懑一下子烟消云散,我讲出了自己目前家庭遇到的困难,老总一再地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。”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300元递给我,他说自己只有这么多了。

  这张报纸是由一家广告公司投资的,这家广告公司办报纸的目的就是为了圈钱,他们处处干涉报纸的采编和经营,最后终于走上了穷途末路。这家广告公司每天会派一个经理级别的人坐镇报社,而自从发不出工资后,这个经理再也不敢来了。
  到了这一步,我不知道该找谁,该怎么办。后来,带我来到这家报社的主任又给了我500元,我赶紧把这800元邮寄给了弟弟,我安慰他说:“先寄这么多,随后还会邮寄的。”
  这种没有工资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两个月,报纸每天都在出版,都有稿件刊登,但是,内行人一看,就知道那些稿件都是粗制滥造的东西,也都是些红包稿件,这张报纸已经快要死亡了。
  这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,一个记者喝了一点酒给自己壮胆,然后拿着菜刀来到报社,要自己的工资,但只要回了可怜的100元。
  没有人辞职,辞职就意味着拿不到一分钱。人们还都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着,等待着会有投资方把钱送过来,给大家发工资。
  我也没有走,但是我谋划着另一种“生财之道”,我给别家报纸写稿子。
  这个稿件就是关于酒托的。
  写这个稿件的起因是因为一个朋友的辞职。这个朋友在一间出租房里和好几个人从事着秘密工作,每天变换性别,装作女子和别人网上聊天,现在想回家了,不想再干这种事情了。他只是无意中向我提起,而我觉得这里面有巨大的秘密,一定值得做一做。
  由于我没有口,没有线,所以我就结交了很多朋友,各行各业,三教九流,我的新闻线索都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。

  我对这位朋友说,刚好自己这段时间没事做,让他介绍我去这间出租屋里上班,千万别说我是记者,他爽快地答应了。
  那间出租屋就隐身在一幢破旧的居民楼里,整天房门紧闭,站在门外,谁也不知道里面的人在干什么。其实,城市里的人都疏于来往,居住几年也不会知道左邻右舍是什么人。即使邻居打架打出人命来,他们依旧房门紧闭,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。而乡村不是这样,乡村的人非常纯朴,又非常好奇,既古道热肠,又爱好是非,谁也藏不住什么隐私,村口放个屁,村尾都能闻到臭味。
  出租屋里还有一个套间,我走进去的时候,主管将我盘问了半天,他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,戴着眼镜,眼镜片后的目光总是滴溜溜转个不停,看起来很精明,又很多疑。这次,我冒充的身份不再是小学民办老师,而是大学毕业生,来这座城市找工作,却总也找不到。那时候的高中生可以无限期地补习,所以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也年龄参差不齐,像我这种额头有了皱纹,眼中有了沧桑的大学毕业生,应该是当初高中的老补习生了。

  主管看到我对答如流,又问我:“会不会电脑打字。”
  当初在小县城的时候,单位有一台非常笨重的电脑,放在墙角,没有人会用,我就买了一本电脑书籍,自己摸索着用,刚好学会了用拼音打字。那时候的拼字打字方法只有微软,打字很慢,紫光和搜狗都是以后才有的。我打字的时候还要看着键盘,并且只会用左手右手两个食指,这种方法叫做“二指禅”。不过,就是我这种在今天看来水平奇差的电脑盲,在当时也算稀缺人才了。那时候的电脑还是一个稀罕物,远远没有走进千家万户。

  主管录用了我,让我当天就上班。这间出租屋里有七个人,每个人都低头在QQ和邮箱上忙了不停。他们都是男性,他们和酒托有什么关系?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0 11:54:23 | 显示全部楼层
寻找客户要从三个地方找,一个是QQ上,一个是一YE情网站上,还有一个是征婚网站。
  那时候的网络刚刚普及,家庭里能够买得起电脑的,都是有钱人,只要知道对方是在家中上网,就想方设法约他出来,根本就不用怀疑对方的经济实力。
  QQ上怎么查找?先登陆,然后点击右下角的“查找”,弹出一个窗口,点击最下面的“QQ交友中心搜索”,页面会变换为“精确条件”,然后选择你所在的省份和城市,年龄设置为20-40岁,性别为男,因为这个年龄的男子一般好冲动,或者叫花心,然后再点“查找”。这样就会出现很多符合条件的男子,你想加谁就加谁。
  自从有了QQ后,骗子们的技术也与时俱进,花样翻新。不但酒托和键盘手盯上了QQ,而且妓女、营销员、声讯台的骗子也都盯上了。我曾经暗访过一个声讯台,声讯小姐现场演示说,她们这个行业以前是靠到处乱贴广告,或者在报纸上登载广告做宣传,现在那些方法都过时了,他们现在只在QQ上找0-15岁的小男孩,加上他,然后留言说:“你们班一个女生喜欢你,想知道谁吗?请拨打我的电话9XXXXXXX。”或者是:“我和你同校不同班,暗暗喜欢你,想知道我是谁?请你拨打我的电话9XXXXXXX。”这个号码就是声讯台的号码,一分钟两三元钱,只要电话接通,声讯小姐想方设法勾引小男生,让他延长通话时间,给小男孩讲故事,唱情歌……单纯的小男孩像吃了鸦片一样,每天都要身不由己地打电话给声讯小姐,最后一算,电话费几百上千元。孩子通话,父母买单。声讯台还很猖狂,你想告它也很难打赢官司,电话是你自愿打的。如果你不交话费,它还会告你的。至于声讯台怎么来的?为什么这样猖狂?大家想想就知道了。

  阿强说,在QQ上找人时,一般选择在晚上,这样成功的几率比较大。夜晚12点以后,依然泡在网上的男人,要么是单身,要么就是夫妻感情不好,或者是花心男人。这时候,你一找一个准。加上他,没有聊几句,他自己就提出了XING要求,你爽快答应,然后要到他的电话号码,或者传呼号就行了。
  我经常会通宵上网,或者通宵看书,QQ就一直挂在网上,很多次,后半夜的时候,QQ头像就会闪烁,打开一看,都是女性。这些人的身份都有:妓女、收费LUO体视频、商品推销员,当然也有键盘手。前几种身份的人,你一看就能识破,置之不理。而键盘手则让你难以识别,键盘手是男的,但是他伪装的头像是女的,性别一栏也填写女的,“他”会对你问寒问暖,关怀备至,春风化雨一般,消融了你心中的防线,“他”会诱惑你说出电话号码,然后让你一步步走进“他”构筑已久的温柔陷阱。你一直到自己被骗了,一直到被宰得遍体鳞伤,你都不会知道,这个诱骗你的人是一个男人。

  在一YE情网站上寻找猎物,更是如鱼得水。注册一YE情网站的男子,都是抱着不纯的目的,键盘手也在这类网站上注册一个用户,性别当然也是女性,给男用户留下自己的QQ号码,果然,过不长时间,这个男子就会加你,自愿走进圈套。
  如果说前面两种骗人手法不道德,那么征婚网站上骗人更加不道德,人家男子是抱着恋爱结婚的目的注册这类网站的,而键盘手闯进这类网站里,就像野猪闯进了菜园里,胡吃乱啃,一片狼藉,他看到谁谁就倒霉,喜欢加谁就加谁。键盘手口中的自己都条件非常好,办公室白领,身材高挑,容貌出众,年方二十,这样的女子很容易让男子动心,尤其是急于找女朋友的纯真男子。几句交流后,键盘手就会要男子的电话号码或者传呼号,毫无防范的男子也会给的,这样,也被诱进了圈套。

  键盘手要到了你的电话号码,马上就会告诉主管。但是,键盘手绝对不会告诉你自己的电话号码,因为键盘手和你所见到的酒托就不是一个人,不是一个性别。
  键盘手和酒托从来不会见面。键盘手也不知道谁是酒托,酒托是谁。
  键盘手和酒托之间的桥梁是主管。主管掌握着酒托的电话,很多酒托的很多电话。
  但是,主管也和酒托不见面,主管也不知道酒托长什么样子。
  在这个罪恶的黑色利益链条中,每一环都紧密相扣,所有的受骗者,我可以肯定地说,所有的受骗着,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受骗的。受骗者所知道的,所见到的只有酒托,他不知道酒托只是其中的一个链条,他不知道这个黑色的利益链。

  我常常想,设置出这个黑色利益链的人,绝对是骗子中的顶尖高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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